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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的威压之下，哈佛大学自去年以来启动了一系列调研和改革，旨在革除这所顶尖大学中存在的积弊，其中就包括成绩通胀问题。近日，《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则题为“轻松拿A的恶果”（The Perverse Consequences of the Easy A）的评论文章，对哈佛大学成绩通胀问题的复杂成因及正在酝酿中的改革措施进行了梳理。作者罗丝·霍罗维奇（Rose Horowitch）认为，尽管哈佛大学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业认真投入，成绩通胀也并非哈佛独有的问题，而是影响了整个精英学术界，但哈佛是一个有效的案例，因为其管理者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哈佛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其他精英大学。
去年，哈佛大学开始着手研究其学术状况，课堂社会契约委员会（Classroom Social Compact Committee）于今年1月发布了报告。报告指出：学生成绩提高了，但他们对学业的投入变少了；学生逃课的比例令最为持重的教授都感到惊讶；很多学生相比课程作业更在意课外活动。但与此同时，学生们报告称上学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因为成绩失去了意义，最有雄心的学生也无法引人注目。而当全A成为基准，哪怕只拿到一个B也令人恐惧。结果，学生们变得焦虑不安，注意力涣散，过分专注于通过课外活动在未来雇主眼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教授们在照顾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哈佛大学本科生院院长阿曼达·克莱博（Amanda Claybaugh）告诉霍罗维奇，教授们几乎不间断地收到提醒称哈佛正在招收更多残疾学生、录取自资源匮乏的学校的学生或是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教师们将这些信息理解为降低预期和提高成绩的敦促。而要这种趋势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少有教授愿意被看作评分严厉的老师，这会带来糟糕的教学评估和选课学生的减少。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告诉霍罗维奇，20年前，他只给心理学入门课上四分之一的学生打A或A-，后来学生们就不再选课了，现在班上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都能拿到A级别的成绩。大流行让情况变得更糟，哈佛大学学生拿到A级别成绩的比例在2011年为60%（1985年为33%），在2020-2021学年则上升到了79%。因为疫情令学生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教授们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放宽了标准。
没有了低分的威胁，学生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努力学习了。一名即将升入大三的学生告诉霍罗维奇，学生们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但她的同学们大多数不会通过认真阅读文本来形成自己的观点。比起学业懈怠更令人惊讶的是，轻松拿A的体系也未能减轻学生的压力。过去十年间，接受心理咨询的一年级新生人数翻了三倍。霍罗维奇两年前毕业于耶鲁大学，她在那里同样经历了哈佛教授和学生描述的情形：课程大多很简单，几乎没有人阅读，大家都指望能拿到A，再不济也能拿B，但学生们总是惊慌失措，有时整个校园仿佛陷入了集体精神崩溃的痛苦之中。但直到毕业，她才意识到宽松评分和高度压力之间存在关联。
当每个人都能拿到A，A的意义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能够考上哈佛和其他精英学校的学生都渴望在竞争中胜出，这催生了所谓的“影子区分系统”，即通过课外活动来让自己在同侪中脱颖而出。他们创造了一个由金融和咨询俱乐部组成的网络，这些俱乐部几乎与真正的职场无异，而被某些俱乐部录取的几率则与被哈佛录取的几率相差无几。这些与就业前景直接相关的俱乐部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些学生因为专注于学业而忽视了课外活动感到内疚，还有一些学生从大二开始就将主要精力放在金融和咨询行业的面试准备上，为此他们选修最简单的课程并只完成最低限度的课程作业。并且，这些俱乐部在招收成员时会优先考虑有相关经验的学生，因此即便哈佛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帮助贫困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他们也无力在这套“影子区分系统”下与来自那些精英高中的学生竞争。
霍罗维奇认为，解决成绩膨胀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曾经尝试对教授评A的比率设定一个35%的非正式上限，然而2014年的一项教职员工报告显示，这项政策增加了招生的难度，尤其是招收员的难度，此后普林斯顿放弃了这项政策。康奈尔大学从1998年开始将课程的中位数成绩纳入学生的成绩单，结果非但没有缓解成绩膨胀，反而让学生更容易了解哪些课程更容易，导致成绩通胀愈演愈烈，该校教务委员会去年投票废除了这项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成绩通胀并不仅仅存在于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之中。不久前，美国保守派新闻评论网站《每日信号》（The Daily Signal）也刊文探讨了美国大学中广泛存在的成绩通胀问题。在这篇题为“成绩大放送”（The Great Grade Giveaway）的评论文章中，作者麦迪逊·多恩（Madison Marino Doan）将成绩通胀形成的原因总结为核心课程要求的削弱使得学生能够回避较难的课程，以及高等教育中的“消费文化”的兴起让高校更注重维持招生人数而不是维护学术标准。
多恩也在文章中介绍了大学、州政府和学生团体在对抗成绩通胀方面做出的努力。例如，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已经采取措施来表明某一成绩在这门课程中的意义例如在成绩单上列出课程的平均成绩或中位数成绩或是获得该成绩的百分比；得克萨斯州要求公立大学在每门课程的成绩旁显示课程平均成绩的“诚实成绩单”法案已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收到阻挠；六所大学的学术团体领袖共同呼吁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要求大学成绩单包含中位数成绩，以促进公平、学术诚实和为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一开始，成绩的设计就更多是为了提高机构的效率而非个体的教育。等级评分系统和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相悖，该定律由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提出，认为当一项衡量标准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这一定律对成绩通胀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成绩通胀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教授为了让学生们留下学校避免卷入越南战争而给予高分，现在这项衡量标准又因为兼职讲师希望获得学生在课程评估中打高分、大学在学费飙涨的背景下不遗余力地争夺学生等原因而成为了目标。
文章进而指出，在中小学教育中，已经有很多学校放弃了传统成绩单。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大量研究发现大学成绩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表现关联甚微，因此成绩单并非至关重要。丹尼尔·平克列举了一系列已被一些院校采用的替代方案，例如在汉普郡学院和常青州立学院教授对学生作业给出叙述性评价而不是等级；莎拉·劳伦斯学院相较于成绩更注重教授对学生六项关键能力掌握情况的书面描述；里德学院会记录成绩，但不会直接发给学生（前提是学生保持优秀的学习表现），而是通过详细的教师评估和讨论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在布朗大学，学生可以选择修读“满意/不计学分”的课程，并可以要求提供书面的“课程表现报告”。
新的行为准则也延续了第十五届文献展（2022年）的争议背景。当时，主办方、策展团队与参展者均遭到反犹主义指控，导致部分作品被遮盖，一些参展者退出展览。指控多由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博客及德国媒体推动，主要针对参展者支持或承认巴勒斯坦领导的、撤资、制裁运动（BDS），或更广泛的巴勒斯坦团结立场。2023年10月，文献展主办方发布声明，谴责第十五届策展团队（印度尼西亚团体Ruangrupa）的部分成员，理由是他们据称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则与柏林支持巴勒斯坦集会相关的帖子。
可以说，1997年由Catherine David策划的第十届文献展是最后一次具有真正迫切性的展览。那一届首次坚持“全球性”，并把媒体、理论与政治纳入艺术的核心部分。如果宽容一些，可以认为2012年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策划的第十三届跨越卡塞尔与喀布尔等多地，在废墟中上演战争过去与当下的艺术，是最后一次可信的尝试。此后两届都只是过度的重复：一种国家资助的僵尸循环，用来提振卡塞尔的旅游业、美化雅典的城市空间、为“策展团队”成员提供安逸的体制内职位，同时为德国日益复杂而阴暗的政治关系进行粉饰。
从一开始，文献展就不是它所宣称的与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决裂。它建立在延续之上：在现代主义与“复兴”的语言包裹下，纳粹时代的精英被循环进入新的文化体制。那时如此，如今亦然，文化始终被动员起来掩盖共谋，从当年的法西斯主义，到如今的战争、审查与压迫。Arnold Bode被铭记为创始人，而他的重要合作者、文献展早期的思想架构师Werner Haftmann是纳粹党成员，并曾服务于法西斯组织。学界已将他与战时暴行联系起来。1945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西德现代主义的重要声音，在文献展早期几届中扮演核心角色，而他的过去则被数十年地悄然忽略。直到最近，德国的机构才开始承认文献展与这些妥协遗产之间的深层勾连。
但这一切并非艺术家或策展团队本身的责任。作者认为，真正的责任在于国际委员会和顾问团，是他们任命了Ruangrupa为艺术总监，同时也将自己设为展览制作过程的顾问，却从未为最终的混乱承担任何责任。这个委员会包括：Frances Morris、Amar Kanwar、Philippe Pirotte、Elvira Dyangani Ose、Ute Meta Bauer、Jochen Volz、Charles Esche、Gabi Ngcobo。他们在完成选人之后，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发些温吞的表扬或加油打气之外，什么都没做。正是这批人，而非艺术家或策展人，才制造了制度性失败。他们自封为展览的监管者，却让Ruangrupa承担了所有后果。他们才是真正的丑闻，是维系全球自由主义当代艺术秩序的那群“看不见的策展精英”，以类似黑手党的关系维持着他们的权力。
Beckwith出生于芝加哥，她策划过将黑人先锋艺术纳入当代艺术体系的展览。她的经历使她成为这次“重置”的理想人选：安抚资金、控制舆论、重塑机构形象。自2021年起，她担任古根海姆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但这一职位也建立在2019–2020年Basquiat事件的余波上。当时策展人被指控种族歧视，机构陷入危机。Beckwith的任命被官方包装为“重启”，同时她也是惠特尼独立研究项目校友，而该项目因暂停巴勒斯坦相关表演而被广泛批评为审查。
